甘肃省的地形轮廓形似一只杠铃，两端宽广而中部收窄，而张掖正巧坐落于这条“杠铃”的中间位置，成为连接东西的枢纽。
在汉武帝时期，名将霍去病连续发动猛攻，冲击河西走廊的匈奴势力。匈奴浑邪王率领大批部众投降汉朝，被封为漯阴侯，赐予食邑一万户，成为汉朝的重要藩属。
汉朝在陇西、北地、上郡、朔方和云中五个郡设立了五个属国，统称“五属国”，安置了四万余名匈奴降卒。随后又有二十多万匈奴部族陆续从河西走廊迁入，使这五个属国人口和兵力不断壮大，成为汉朝源源不断的兵员和战马供应地。
这五个属国相隔数百里，彼此联系逐渐松散，有利于汉朝实施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。属国周围水草丰茂，适合游牧生活。汉朝派遣属国都尉驻军，负责管辖与防务。日后汉朝频繁调遣这些匈奴骑兵，征战西域边疆。
河西走廊地广人稀，水草丰盛，非常适合畜牧业发展，拥有丰富的牛羊骏马资源，是天下名闻遐迩的畜牧重地。河西走廊是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，阻隔了羌人的入侵，也阻断了匈奴的南下。汉朝相继设立酒泉郡（前121年）、张掖郡（前111年）、敦煌郡（前111年）和武威郡（前101年），合称河西四郡。
展开剩余81%失去河西走廊的匈奴人哀叹：“祁连山失去，我的六畜无法繁衍生息；焉支山失守，我的妻女失去了颜色。”其中焉支山又称胭脂山或燕支山，东西长约34公里，南北宽约20公里，主峰百花岭海拔约3978米，向南眺望时看不到祁连山顶的积雪，误以为张掖是江南之地。
焉支山屏障住北方的黄沙和寒风，使得焉支山与祁连山脉之间的区域山光水色交相辉映，翠绿连绵，成为马匹生长繁衍的理想环境。这里的气候比河西走廊其他地方更为舒适，居住于焉支山脚下，不觉寒冷刺骨。
河西四郡从东至西依次是武威郡、张掖郡、酒泉郡和敦煌郡，共辖三十五个县。扣除二三十万迁入内地的匈奴部族，新增中原迁移人口，户数达到七万余户，总人口约二十八万。张掖郡首府觻得（今张掖甘州区）辖十县，户数为两万四千余户，人口约八万八千。
张掖郡地处原浑邪王故地，位于弱水（今黑河）绿洲及其下游，直通居延泽。朝廷寄望“张国臂掖，以通西域”或“断匈奴之臂，张中国之掖”，故命名为“张掖”，其中“张”意为伸展，与张姓无关。
祁连山脉的溪流如大马营河、童子坝河、洪水河、黑河和梨园河等奔涌而下，汇流成黑河，形成了广袤肥沃的黑河绿洲，张掖城区就坐落在这片沃土之上。
张掖郡设有一座太守府及三处都尉府，太守府位于觻得（今张掖市北部），居延城建于北部居延泽附近，设居延都尉；在弱水中游建立肩水金关，置肩水都尉；焉支山下建立番和城，设农都尉。
西汉时期，农都尉主管屯田牧马，保障远征漠北及西域汉军的粮草和战马供应。大致而言，焉支山东部以屯田为主，今金昌市即由此发展而来；焉支山西部以牧马为主，形成现今著名的山丹马场。
山丹马场位于焉支山麓，总面积达2190平方公里，是中国最大的马场。盛夏时节，雪山为背景，蓝天白云，碧绿草原与花海交相辉映。骑马纵横草原，迎风把酒，令人心境开阔，感受天地间的浩瀚与心灵的纯净。
山丹马体态匀称，结实健壮，性格勇猛，耐粗饲，适应环境能力强，兼具速度与耐力，既是优良的驮马，也是良好的骑乘良驹。
公元607年（隋炀帝大业三年），隋炀帝开始巡游全国。八月初旬，天气渐凉，隋炀帝留下楚国公杨素镇守京城，率领文武百官浩浩荡荡向榆林进发。天下富庶，物产丰盛，宫廷器皿豪华奢侈。随行军队五十余万，战马十万匹，粮草辎重沿途铺陈，千里不断。龙旗遮天蔽日，凤盖辉映华光，帝王御车如水流，战马奔驰如蛟龙。
夜晚，隋炀帝登高远眺，只见灯火连绵数百里，营帐星罗棋布，宛如天上繁星。每到一地，郡县献上的食物与特产堆积如山，炀帝召集群臣赏景饮酒，赋诗作乐，场面极其壮观。
隋炀帝西巡至河西走廊，驻跸于燕支山。高昌王麴伯雅、伊吾的吐屯设（地方监督官）以及西域二十七国的国王和使者在途径之处恭敬拜谒，场面盛大非凡。
西域各国因实力强大互相尊重，但面对隋朝军威威风，皆心生畏惧，齐声欢呼“万岁”。隋炀帝广泛招揽胡姬，乐而忘返，百官苦苦劝阻才肯回京。
这场在张掖举行的盛大会，让隋朝的声威达到巅峰，俨然成为万国来朝的盛况。只可惜隋炀帝铺设的宏大格局最终导致国破家亡。有人评价隋炀帝“罪在当代，功在千秋”，如其开凿大运河的功绩，实属实情。
唐朝时期，甘州即今张掖，肃州即今酒泉，甘肃省的省名便由甘州和肃州二地名称合成而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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